来,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,是可以

尽职尽责。有几 次,巷道内的瓦斯突然变浓,他们不能进入巷道内进行采煤作业。班组长见到小黑板上写有 “瓦斯超限,不能入内”的示意牌时,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风工排除过浓的瓦斯。一般说 来,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,是可以解决瓦斯过浓的问题的;但是也有例外,就是煤层的瓦 斯突增,井外风机的送风量不足以使瓦斯浓度下降到限度之内——那就没有任何办法,只有 等待通风工加大风量(有时因胶质风筒在沿途漏风,要待通风工检修风筒)。
下午,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。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,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。他说 这是火车站,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。我笑,妈笑,他也笑。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 的,但觉得刚刚回家,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,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——加上当时 电话还很不普及,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,都得有半天的时间。要知道,这一老一小是我灵 魂的一个组成部分,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,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。
先悲后喜的母亲,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:“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,不去也带走吧!在 漫荒野地里干活,容易得寒腿。”
先是安抚。
限于我的身份,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。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,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。过了不久,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:工业要下马,营门铁矿要关闭 了。
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,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,这让我有苦难言。在有些劳改干部 中,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:以假为真,以真为假。你越是说自己不行,他越觉得你行 —你越是说自己行,他越觉得你不行。我再要申辩下去,是自讨没趣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,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。非常遗憾,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,我出过好多好 多的次品。记得,最为严重的一次,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,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。 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,还能知道我的苦衷,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,是非常 容易的事。在曲沃演出的是“豆箕相煎”;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—知识分子中间的 老右,像天上的云影,有的甘当白云苍狗,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,追求闲 云般的自我安闲。在我的认知里,与我同组的张和孙,就属于后者的类型。与他们渐渐熟悉 以后,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。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,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 右派,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,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,来自儿童医院 的X光专家吕守栋,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、王继昆,来自机关的干 部、教师、职工何成伟、王仲仁—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,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 的老右姜葆琛。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,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 之际的美学家吕荧。
像在矿山一样,我们近十户“双劳改”,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,“大部队”则住进了 院内的监舍。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,以务农为生,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。也许正是因为其生 活元忧,与我们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那样的情分,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,但是仍然没有自 来水,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。临离开矿山之前,我们已自备了水桶;一个名陈兴发的福 建同类,又在我们告别矿山时,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。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,也算锅, 盆。瓢。碗齐备,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。
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。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,但最浪漫。走路唱, 干活唱,休息时也在唱。他个头矮矮,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,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。 他不唱民族歌曲,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《茶花女》什么的。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 居,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。在右派群体中,我们都称他为“老活宝”,对此 他毫不气恼,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。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,如此和常态相悖,使 我们都感到惊奇。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,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 屉,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,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。从他划为右派 分子时,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。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。 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,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,而昔日家庭的欢乐,是 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,所以,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,成天他说,成天地唱,不让脑袋 有瞬间的空隙,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,无法 割断往昔,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,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。我同 情他——从心底怜悯这个“同类”。
卸车,饮驴。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,三星已经高照。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,吃着玉 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,如吃美味佳肴。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:“饿汉吃糠甜如蜜,饱汉吃蜜 也不甜。”一觉醒来,准时5点半之前,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,它总是元声无息地 把我唤醒。接着老三样:用绳子勒紧皮氅——准备草料口袋——赶车奔赴九龙山。由于长时 间和那辆“粪车”打交道,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,我进城回家休息时,尽管换上干净 衣裳,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:“爸爸身上有酒味儿!爸爸身上有酒味儿!”
卸完行李,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,那“杨子荣”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 温意,并在队列前,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。他说:“凡是跟我来营门的,都是有福分 的。这儿是劳改矿山,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;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 帽。”每月52斤定量,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,不要说那些“盲流”和扒窃 犯,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。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,除了特权和社 会上层“不知饿汉饥”之外,几乎家家买了秤,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。我住家里的外院有 五六家,家家都这么干。至于“天府之国”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,已是乌鸦满天飞。“瓜菜代”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,在报纸上硬 是把“人造肉”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。既欺人,又欺己,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 势需求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,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,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,因 而当这位“杨子荣”训话之后,在岗楼下的空场上,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。掌声 过后,又引发了“土猴”们一阵哄笑,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,他也姓杨,因而当真落了个 “杨子荣”的绰号。
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— 叫“四路通”。
新社会没有卦摊,特别在堂堂北京。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,骆新民对这方面 的知识尤其丰富。我也叫他看过手相。他说:“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,将来还有盼 头;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,恕我直言,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。”
信,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。记得,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,我正在荒地 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。我迷恋北国,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,因而在1956年 秋和1957年初,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。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,我的小儿子刚刚满 月,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,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。
信的开头说,在一九五七年,当我患了重病,在北京住院时,他和刘绍棠、房树民,买了一束鲜花,要到医院去看望我,结果没得进去。
信的最后说,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,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,也不必回信了。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,看过信后,我心里很乱。夜晚,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:“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?”
信撕开了一看,是一枚毛主席纪念章。在劳改队是不许戴伟大领袖的像章的,那意味着 对领袖的亵读——因而阮祖铨,赶紧把像章收好,怕有罪于伟大领袖。但是他万万想不到, 他的弥天大罪已然犯下了:两个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为鬼,他俩说者无心,旁边的人听 者有意——而把这件事捅上去的,正是同类中的一个。此人把事件的性质,向中队长作了分 析,这在那个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。
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。行前,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。我是其中的一 个,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:“相聚半年,眼看就要分手了。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 自珍、自重、自爱。也许是我的瞎想,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!”我们的 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,蚊子在耳畔乱飞,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,尽 管如此,这次谈话的情景,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,埋进我记忆的皱纹,使我至今不忘。夜有 微风,闪烁灯光下,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……
刑事犯去了。
形而上学的猖撅,并不是始于“文革”。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。1957年 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。谁的调门最高,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。“四人帮”骨干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,从“形而上学”的“文棍”一跃而跨过龙门的。因而,就其实质来说,反右 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,是“文革”在1957年的预演,是“文革”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。当时,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,但究其运动本质,是1966 年“文革”的起步。
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;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,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,曾提出 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,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。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 样,帐篷里也不关灯,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,不时有尿碱臊气钻 鼻。除我之外,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,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 了;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,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。
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,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:“您看,对我们这些‘总感觉吃不 饱’的人,能不能多给点定量?”
徐长叹一声:“各有各的难处!”
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,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。他工作兢兢业业,平 日沉默寡言,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。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,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 子。
血  我探头往下看时,看见了鲜红的血。
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,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,等我们睁开 眼睛时,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。列车在霍县车站停车时,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人 员,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(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,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 庄煤矿),直到人数满员,证实没有逃号,这趟专列才又徐徐驶离霍县。
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,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“镯子”的,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,手铐对 囚犯起着威慑作用,行车途中,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,就“咔嚓”一声被 戴上了“铁镯”,然后以他作典型,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。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,三个 武警表演装车绝技,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,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,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 食似的,在下边悠了几下,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;这时第三个武警,趁势向上一托,那个 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,身体撞击车身发出“嗵”的一声巨响。
严管号没生炉火,拂晓时刻冷得人直哆嗦。符× 见我只穿着绒衣进号,不知是出于鳄 鱼流泪,还是想探听一下我关进严管号的原因,他出去了好一会儿,当他重新回到严管号 时,把我那件棉袄从我的屋子里取了来,并披在我的肩上——我因双手戴铐,是无法穿上这 件棉袄的。
言罢,他匆匆而去。我没有动地方,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,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 一栏。我的天!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,竟然签署着“有选民权”四个耀眼的黑字。这是我最 为关心的一件事情,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,我们管界的民警,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 (在我平反回京之后,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,但是事隔十多年,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 了)。我当真安心多了,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——如果她有个三长两 短,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,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——她是一个目不 识丁。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。
阎恒宝是个井下的拼命三郎,话虽然说得难听一点儿,井下老煤黑子都是这种脾气,因 而我对他的训斥并不反感。但是我的新同类“肌无力”,却觉得有点对不住我,他说今后再 不找麻烦了。但是,阎恒宝不知是出于对“肌无力”的爱护(因为他体能确实很难适应井下 劳动),还是出于对我们俩的惩罚,在那件事情出了不久,“肌无力”就被调到井上绞车房 开绞车了。这工作比井下轻松多了,井下矿车装满了矸石,用电铃通知他开车,他坐在绞车 房里启动绞车,把一斗斗满载着矸石的矿车,沿着轨道提升到矸石山;然后由倒车工把矸石 倒了,他再把空车放回到井下就行了。
阎恒宝真是有老煤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,他不知是何时走过来的,一把抢过这 个稀罕玩艺儿,扔在地上;并立刻挥动大铁锹,将黑龟与矸石一块儿铲进车斗里。然后,他 回转身来,把矿灯的刺目光束照在了我俩脸上,致使我俩不能不闭合上眼睛。只听他开口骂 道:“你们两个‘吃屎分子’真不开眼,那龟孙有甚的看头!前天俺说过你们一回了,你们 怎么是属耗子的——撂下爪儿就忘?我告诉你‘气无力’(阎不懂‘肌无力’这个词儿), 这都是从你下井以后,引出来的事儿——你要是在井下再找甚的龟孙鱼孙的,你就到井上干 活去好了!”
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: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。你看,从矿山的机电设 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,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!
杨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,这一霎间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
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,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。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 的,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,与其在那儿告别,还不如到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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